2021年9月15日 0 Comments

:中国的拉丁美洲研究经历了百余年的历程,但只是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才逐步形成了一个专门的研究领域。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拉丁美洲研究进入了快速发展时期,创办了本领域的专门研究刊物,研究机构增多,研究队伍迅速扩大,成立了为研究人员提供学术交流平台的两个全国性学会——中国拉丁美洲史研究会和中国拉丁美洲学会。从改革开放至今,中国的拉丁美洲研究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果,对拉美历史与现状的探讨不断走向深入。如果把中国的拉美研究作为一门学科的话,那么经过几代人的艰辛努力,到现在这门学科的确已经茁壮成长起来,而且日趋成熟,正在满载着丰硕的研究成果稳步向前推进。然而,在总结成绩时尤其要看到不足,中国的拉丁美洲研究依然存在着很大的提升空间,拉美地区很多国家在研究中基本上还属于空白,与拉美相关的一些重大问题尚未深入开展。回顾过去,总结得失,认识不足,展望未来,必然有助于中国的拉丁美洲研究大踏步地向着更高水平迈进。

关键词:拉丁美洲研究 研究队伍 拉美史研究 现状研究 学术交流 “拉美热”

中国与拉丁美洲远隔重洋,地理位置遥远,文化差异巨大,历史上很长时期中国人对拉美地区并没有深入了解,只是对诸如墨西哥、巴西、古巴、阿根廷和智利等与中国交往多的国家的历史与现状有所涉猎,远不足以满足国家与拉美地区发展对外关系的需要。对拉美地区很多国家的研究长期得不到政府和学界的重视,对这些国家历史与现状的了解基本上是浮光掠影,更谈不上深入了。拉丁美洲与中国的交往有着很长的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很多拉美国家与中国恢复和建立了外交关系。拉美国家与中国都属于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社会有着共同的切身利益,存在着广泛合作的空间。尤其是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拉美地区在中国对外战略中显得越来越重要,发展与拉美国家的友好关系成为历届中国政府的不二选择。学术研究尽管不是服务现实的“奴婢”,但总是很难脱离现实的需要。政府要制定切实可行的外交政策,显然离不开对交往对象国历史与文化的深入了解,与拉美国家友好往来的持续显然需要双方的相互认同,消除产生误解的根源,实现这一点无疑是要建立在学术研究达到一定程度的基础上。中国的拉丁美洲研究自改革开放以来获得了很大的进展,特别是近年来国内学界出现了迄今方兴未艾的“拉美热”,成绩瞩目。不过,毋庸讳言,中国的拉美研究现状与中国作为一个大国还不是很适应,远远跟不上形势发展的需要,学术研究依然只是关注拉美地区的一些大国,很多拉美国家在学术研究中尚属涉猎很少的“空白”。2020年是中国与智利建交50周年,智利为第一个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南美国家,在中国融入国际社会过程中智利提供了力所能及的支持。在拉美国家中,智利是第一个支持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国家,也是第一个承认中国为市场经济的国家,还是第一个与中国签署自由贸易协定的国家。智利与中国的关系无疑是非常密切的,但中国学术界对智利的研究多局限于现状,对智利的历史与文化从整体上涉及很少。对智利的研究折射出中国拉丁美洲研究的现状。回顾过去,总结得失,认识不足,展望未来,必然有助于中国拉丁美洲研究“更上一层楼”。此外,中国拉美研究尽管存在着很大的提升空间,但所取得的成绩还是有目共睹的,受篇幅限制本文不可能一一列举,只能择其要者,把重点放到改革开放之后的研究成果,以期能够展现百余年来中国拉美研究走过的曲折历程。

中国与拉丁美洲的交往在很长时期内都受到地理位置相距遥远的限制,信息不通,互不了解。只是到了明朝万历年间,通过菲律宾的转运贸易,中国与处在西班牙殖民统治初期的拉丁美洲的往来才始见于史籍记载。在中国浩如烟海的文献中,有关拉美国家的记述较早见于明季刻印的《职方外纪》。该书成于1623年,是意大利来华传教士艾儒略用中文所著。《高厚蒙求》是中国学者自己编撰的一部最早记述包括拉丁美洲内容的著作,系清朝人氏徐朝俊撰写,1807年刻印问世。全书四集,第二集《海域大观》中的《五大洲记》一节记载了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经过及美洲名称的来历、西班牙人入侵之前古代秘鲁和墨西哥人的社会状况以及西班牙殖民者征服拉丁美洲的过程。林则徐撰写的《四洲志》中也记载了智利的阿劳坎人对西班牙殖民者坚持数十年的英勇斗争。19世纪中叶以后,关闭多年的中国门户突然在西方列强的隆隆枪炮声中被打开,一向故步自封的天朝大国竟然被“蛮夷”之师打得一败涂地,在丧权辱国的条约上签字画押。这种出乎意料的结果必然引起有识之士的深刻反思,他们迫切地希望了解外部世界,更希望通过介绍外国的历史与现状来消除天朝夜郎自大的昏聩意识,促使国人在蒙昧中幡然醒悟。因此,在鸦片战争之后,有关外国史地的编著大量问世,其中不乏拉美地区的记载。魏源编辑的《海国图志》最初刻印于1842年,初为五十卷,后经多次补订,终成一百卷本,在许多卷中收集了有关拉美历史与现状的资料。《小方壶斋舆地丛钞》是清末人氏王锡祺穷毕生精力编撰的一部鸿篇巨制,包括了19世纪末以前中国有关拉丁美洲记载的大部分史地著作,成为当时中国拉美资料最为集中的一部丛书。这部丛书初刊于1891年,后又多次补编,由上海着易堂刊印出版,其中有关拉美各国记载的著述多达50余种。《西国近事汇编》是采用编年体编译的一部巨著,记述了从同治十二年到光绪二十五年(1872—1899年)间世界各国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共分108册,由上海机器制造局刊印发行。关于这一时期拉美历史上的重大问题,书中都有记述,如各国的政治经济概况、美国在拉美地区的扩张、一些国家的革命运动、各国相互间的战争等,书中特别记载了华侨同古巴人民一起共同反抗西班牙殖民统治的历史事件,这一资料尤为珍贵。《埏纮外乘》成于1901年,系严良勋和美国传教士林乐知等编译,上海制造局刊印,其中卷十六《丕鲁志略》,卷十九《墨西哥志略》,卷二十《巴西志略》分别简述了秘鲁、墨西哥和巴西三国的历史与现状。除了上述专门的史地著作之外,在《清史稿》《清季外交史料》《筹办夷务始末》等书中保存了很多拉美历史与现状的资料,甚至在清代出使拉美各国的使节的日记和家书中也能发现不少有关拉丁美洲的描述。清朝期间中国史地著述中有关拉丁美洲历史与现状的资料虽称不上丰富,但零零碎碎也不算少,记载拉美国家的书籍到清朝终了之时已不下百余部,其中绝大多数成书于19世纪中期以后,这显然与中国急欲了解世界息息相关。这些著述尽管多为资料汇编,泛泛而谈,译名也是杂乱无章,但中国人正是通过这些著述,第一次对拉美地区的历史与现状有了初步的了解。从这个意义上讲,它们在中国拉丁美洲研究发展过程中功不可没,对中国人初步认识拉丁美洲起到了启蒙的重要作用。

民国时期中国社会尽管动荡不宁,但与拉美国家的交往却呈现出扩大之势。与清朝建交的拉美国家仅为5个,到1939年增加到9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中国作为反法西斯联盟的一个重要国家,与联盟内国家的关系不断增进,这自然加强了中国与拉美国家的外交关系。当中国作为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出现在国际社会时,这种地位势必有利于与拉美国家外交关系的扩展。到了二战结束之时,与中国建交的拉美国家增加到13个,拉美地区的主要国家基本上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外交关系的拓展推动了中国和拉美国家在各个领域联系的加强,从而促进了中国人对拉丁美洲历史与现状的了解。在民国时期数以千计的报刊中,有关拉丁美洲国家的记载也算得上俯拾即是,特别对拉美国家发生的重大事件给予详细的报道和评述。墨西哥资产阶级民主革命(1910—1917年)与中国辛亥革命发生在同一时期,代表了这一时期不发达地区日益觉醒的一次重要革命,故易引起中国知识分子的共鸣。为了满足读者的需要,许多报刊对墨西哥革命进行了重点介绍。如这一时期的《东方杂志》每年都给予详细报道,从第8卷第1号(1911年3月15日)到第23卷第10号(1926年5月25日)共发表23篇文章,比较详细地介绍了墨西哥革命爆发的原因、过程及其影响。颇有意思的是,最初的文章视墨西哥革命为“内乱”,不久才有文章称之为“革命”。称谓的变化反映出辛亥革命之后人们观念上的巨大转变,表明帝制的倾覆解除了束缚人们的精神枷锁,使他们对墨西哥革命的认识更加符合实际。据统计,民国时期《东方杂志》刊登有关拉丁美洲国家的文章110余篇,其他如《国闻周报》《青年杂志》《新青年》《学生杂志》《正谊杂志》《中华杂志》《中华实业界》《雅言》《国民月刊》《海军杂志》等杂志也不乏拉美问题的文章,尤其是20世纪30年代出版的《世界知识》介绍拉美的文章更多。这些杂志刊登的文章涉及内容广泛,几乎囊括了这一时期拉丁美洲地区所发生的具有一定影响的事件,如巴拿马运河、拉美国家的民族、拉美国家间的纠纷与冲突、西方列强与拉美国家之间的外交关系、泛美会议、美英等国在拉美的争夺等。这些文章多是对所发生事件的直观描述,尽管作者也具有一定的倾向性,但很难谈得上“研究”。不过它们代表了这一时期中国学界对拉美问题“探讨”的主流,进一步促进了中国人对拉丁美洲历史与现状的了解。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些今天看起来很少有“参考价值”但也有若干资料意义的文章在中国拉丁美洲研究发展过程中具有特定的历史地位。

在1949年之前,中国学术界发表的有关拉美的文章主要集中于现状,但历史和现实是很难截然分开的,因此许多文章在论述现实问题时自然少不了对历史背景的介绍。不过有些学者也开始对拉美地区历史上的一些重大问题进行探讨,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关于“中国人发现美洲”的讨论。“中国人发现美洲”这一观点是由法国汉学家歧尼1752年提出的,成为国际学术界长期关注的一个“世界之谜”。早在民国初年,章太炎在国内首次提出了“法显发现西半球说”,但论证不足。朱谦之根据文献学、民俗学和考古学的史料,从证人、证地和证事三方面撰写了《扶桑国考证》一书,对这一命题进行了详细的考证,结论是公元五世纪中国僧人发现美洲“决无可疑”。当时韩振华则撰写“扶桑国新考证”予以否定。这是国内对此问题的首次讨论。总的来看,民国时期中国对拉丁美洲的了解和认识无疑取得了进展,这充分反映出中国与拉美地区关系日益加强的现实。然而,中国与拉丁美洲经济发展落后,均处于国际主流社会的边缘,再加上中国内忧外患,与拉丁美洲之间的交往依然障碍重重,从而也制约着中国学术界对拉美地区的了解走向深入。因此,与晚清相比,民国时期尽管对拉美地区的认识更趋丰富,范围更加广泛,对个别问题也进行了深入探讨,但就整体而言,国内拉美问题的研究,既缺乏专业人才,更无专门的研究机构和学术园地,所取得的进展自然就十分有限,而这一切得到彻底的改变只能等待时代的变革。

拉丁美洲研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才逐步发展起来的。1959年古巴革命的胜利对拉美各国民族的发展和国际政治关系的变化产生了重要影响,引起了中国学术界的高度关注,人们似乎在拉丁美洲发现了“革命”的“新大陆”,对拉美历史和现状的了解与研究开始受到重视。20世纪60年代初,中国的拉美研究开始步入正轨。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和复旦大学等高校历史系先后开设了拉丁美洲史课程,1961年7月,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拉丁美洲研究所正式成立,数年之后拉丁美洲研究所划归中共中央联络部。1964年,在毛主席关于加强国际问题研究的指示推动下,中国高校成立了研究拉美的专门机构,如南开大学拉丁美洲史研究室、复旦大学拉丁美洲研究室、武汉师范学院巴西史研究室等。北京大学和复旦大学还招收了中国第一批拉美史的研究生。这是中国拉美研究机构的初创时期,学界对拉美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历史与现状相结合的问题上,出版和发表了相关论著。代表性的论文有罗荣渠的《门罗主义的起源和实质——美国早期扩张主义思想的发展》、乔明顺的《墨西哥独立战争前社会矛盾初探》、冯纪宪的《论亨利·克莱对拉丁美洲政策》、郭力达的《早期门罗主义的性质和作用问题》等。著述有南开大学历史系编《拉丁美洲民族解放大事记》、金重远编《西班牙美洲殖民地独立战争》(1974年再版后更名为《拉丁美洲独立战争》)、邓超著《美国侵略下的拉丁美洲》、刘光华著《美国侵略拉丁美洲简史》,等等。这些研究成果或译著主要是出于政治斗争的需要,多是以具体的历史事实揭露了美国在拉丁美洲地区的侵略扩张。

中国拉丁美洲史研究在初创时期取得了一定进展,不乏一些具有价值的论著,但从总体上来看还受到诸多不利因素的限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在学术研究上以苏联为标准,基本上是按照苏联的解释模式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对世界认知体系。这种体系过分简单化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学者们的视野完全被局限在该体系所提供的固定框架内,致使他们很难在研究思路和方法上有所创新和突破。作为世界史和国际问题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拉美历史与现状的研究自然难以走出这种体系所设置的藩篱。二是自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的政治气候极不正常,“左倾”思潮泛滥,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概以“革命”为主题,以阶级斗争为纲。拉美问题的研究同样充满着这种倾向,应景性的文章过多,扎扎实实的研究不足,许多研究成果高腔大调,缺乏客观性,更谈不上有益于学术的发展。三是拉美多数国家追随美国敌视中国的政策,加入了国际上“大合唱”,使得中国与拉美国家关系的发展出现了历史性倒退。这种局面势必给中国的拉美研究带来消极影响。四是从事拉美教学和研究的人员较少,队伍不稳定,主要处于积累文献资料阶段,研究范围受到很大限制,研究工作也没有很好地开展起来。尽管这样,老一代拉美研究者辛勤工作,筚路蓝缕,在非常艰难的条件下开启了中国的拉美教学与研究。

1966年“”爆发后,学术研究几乎完全停止,刚刚起步的拉丁美洲研究与其他研究领域一样遭受了巨大挫折。70年代初,国际政治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特别是中国与美国关系出现了重要转折,趋向改善,同时中国也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在这种国际大环境下,拉美国家竞相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这种利好的局面推动了国内学界对拉美地区的关注,近30部有关拉美通史、国别史和专门史的著作得以翻译出版。此外,李春辉所著的《拉丁美洲国家史稿》正式出版,这是由中国学者撰写的第一部拉美通史著作,时间下限到1956年。尽管上述著译作品属内部发行,但却影响深远,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促进了中国拉美研究从浩劫中缓慢地走向恢复。

十年“文革”使中国学术研究蒙受了难以估量的损失,这一浩劫的结束拉开了拨乱反正的序幕。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确定了改革开放的政策,研究人员迎来了中国科学发展的春天。中国的拉丁美洲研究与其他研究领域一样,步入了迅速恢复和发展时期,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中联部的拉丁美洲研究所在1976年4月全面恢复工作,改革开放给研究所的科研人员带来了活力,1979年由该所主办的《拉丁美洲丛刊》创刊,标志着中国拉美研究有了专门的学术刊物。1981年该所划归中国社会科学院,成为一个纯粹的学术研究机构,拉美研究所开始步入迅速发展时期。《拉丁美洲丛刊》1985年更名为《拉丁美洲研究》,刊登的文章学术性更强。其次,为了协调全国的拉美研究和加强全国各地拉美研究学者的联系,为他们提供相互交流的平台,中国老一代拉美研究的开拓者先后成立了两个全国性的研究会。1979年11月,全国世界史学术讨论会在武汉举行,来自全国高校和科研机构的30余名拉美史工作者借这次盛会成立了“中国拉丁美洲史研究会”。拉美史研究会的宗旨是“学习和研究拉丁美洲史,开展学术讨论,互通科研情报资料,促进中国人民与拉丁美洲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与友谊,为实现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1984年5月,中国拉丁美洲学会宣告成立,宗旨是“团结全国各地从事拉丁美洲研究、教学和开展对拉美地区工作的人士,促进我国对拉丁美洲政治、经济、国际关系、社会、文化、民族问题等方面的研究,增进中国人民和拉丁美洲各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为实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这两个全国性研究会基本上每年都要举行学术讨论会,为国内拉美研究者提供了相互交流研究成果的平台,为促进国内拉美研究不断走向深化做出了很大贡献。再次,对于一门研究学科的振兴与发展,具有高素质的人才是首要之基础。中国的拉美研究人员主要由国内培养。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高级研究人才的培养开始与国际接轨,硕士和博士学位制先后成为国内培养人才的主要形式。拉美学科在这方面并未落伍,国务院学位办公室先后批准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和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南开大学、湖北大学以及山东师范大学等高校招收攻读拉美研究方向的硕士生。这些学位点先后培养了百余名研究生,他们中的很多人成为活跃在国内拉美学界的一支有生力量。从90年代后期开始,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和南开大学开始招收拉美研究方向的博士生,培养了一批这一研究领域的年轻专门人才。最后,国内拉美研究的机构呈现出蓬勃发展的势头,中国社科院拉丁美洲研究所进入了发展史上的黄金时期,中国社科院世界历史研究所设立拉丁美洲史研究室,在80年代有十余位人员从事拉美史研究。高校的拉美研究主要集中在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南开大学、山东师大、湖北大学、河北大学以及中国人民大学等,复旦大学拉美研究室80年代初拥有研究人员十余名,湖北大学拉丁美洲研究室有十余名研究人员。高校占据了国内拉美研究的半壁江山,为了充分发挥高校拉美研究的优势,1991年8月底,国家教委在暨南大学召开拉美问题研究科研工作会议,这次会议产生的最重要结果是决定成立全国高等院校拉丁美洲重点课题研究协调小组。协调小组的主要任务是,制定拉丁美洲重点课题研究规划,组织评审向国家教委申报的拉美研究课题,协调全国高校的拉美研究工作,结合重点研究课题向国外派遣访问学者和开展学术交流等。国家教委把协调全国高校拉美研究重点课题小组设立于南开大学,为了能够让协调小组更为有效地发挥作用,南开大学组建了实体性研究机构拉丁美洲研究中心。受各种因素的影响,八九十年代国内高校的拉美研究机构发展程度不同,但无疑是经历了这个时代的研究者值得怀念和留恋的一个“黄金”时期。

20世纪80年代可谓中国拉美研究的兴盛时期,从事拉美研究的学者之多至今尚未超过,中国拉丁美洲史研究会创立时,会员为100余人,80年代呈上升趋势,最高时达到300余人。中国拉美学会与中国拉美史研究会会员有所交叉,但80年代无疑也是会员最多的时期,这种状况从两个学会召开的全国性学术讨论会与会者之多便可看出,1984年中国拉美学会成立时与会者多达百人,每次会议七八十人与会乃为正常,这种盛景到了90年代中期以后再也没有复现。截至1999年,中国拉美史研究会举办了11次全国性学术讨论会,讨论主题分别是“拉丁美洲独立战争和民族解放运动”“拉美独立战争的性质和拉美国家的社会性质”“西蒙·玻利瓦尔的大陆联合思想”“民主、共和思想及其评价”“当前拉美民族民主革命的任务及其发展”“拉美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以及拉美国家与美国关系的演变”“拉美民族理论”“哥伦布远航美洲及其带来世界范围内的变革”“纪念哥伦布远航美洲500周年”“拉丁美洲现代化和对外关系”以及“20世纪拉美的重大改革与发展”。中国拉美学会成立之后每年举行一次全国性的学术讨论会,讨论主题分别是“拉美的民族”“拉美的对外开放政策”“战后拉美政治进程和中拉关系”“拉美经济调整和发展”“跨入90年代的拉美”“尼加拉瓜革命和中美洲形势”“美国与拉美的关系”“世界新格局与拉美”“拉美国家当前形势与政策动向”“拉美的投资环境与市场”“中拉关系”“当前的拉美发展模式”“拉美国家的经济改革”“拉美经济区域化一体化”“世纪之交的拉美与中拉关系”以及“当前拉美形势和国有企业改革问题”。在上述学术会议上,学者们济济一堂,畅所欲言,本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精神,对拉美地区重大问题进行了讨论,不断地把中国的拉美研究推向深入。中国拉丁美洲史研究会和中国拉美学会举办上述全国性学术讨论会反映出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拉美研究的基本轨迹,对推动中国的拉美研究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从1979年到1999年,国内学者关于拉丁美洲历史与现状的学术论文主要刊登在《拉丁美洲研究》《世界经济与政治》《世界经济》《国际问题研究》《现代国际关系》《历史研究》《世界历史》等专业刊物以及高校主办的人文社会科学学报上。《拉丁美洲研究》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主办,1979年创刊时为季刊,1982年改为双月刊,是国内唯一刊登研究拉美问题的综合性专业刊物。据粗略统计,在这20年期间,《拉丁美洲研究》共刊登论文约1200篇,涉及整个拉美地区政治现状和改革、经济发展与改革、对外政治与经济关系、社会、宗教、民族问题、科学技术、教育以及反毒品等方面的论文约409篇,与中美洲地区相关的论文约19篇,与加勒比地区相关的论文为10篇,与南美洲相关的论文3篇,研究拉丁美洲经济一体化的论文约32篇,涉及拉美地区历史上重大问题的论文约87篇,美国与拉美关系的论文约66篇,中国与拉美关系的论文约36篇,欧洲国家与拉美关系的论文约11篇,日本与拉美关系的论文8篇,加拿大与拉美关系的论文3篇,苏联(俄罗斯)与拉美关系的论文4篇,拉美文学与文化8篇,研究国别政治、经济以及社会等方面的论文占据了相当部分,其中研究巴西的论文124篇,墨西哥115篇,智利51篇,阿根廷40篇,古巴35篇,秘鲁28篇,委内瑞拉23篇,哥伦比亚18篇,海地9篇,尼加拉瓜8篇,圭亚那7篇,玻利维亚5篇,厄瓜多尔5篇,危地马拉3篇,萨尔瓦多3篇,巴拿马3篇,巴拉圭3篇,乌拉圭、哥斯达黎加、苏里南各1篇。《拉丁美洲研究》杂志刊发的论文基本上反映出这个时期中国拉美研究的基本轨迹和状况。

这一时期国内学者研究拉美的成果还刊登在国内其他有影响的杂志上,《世界经济与政治》杂志(月刊)1987年创刊,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主办。从创刊截至1999年,该刊物共刊登与拉美地区相关的论文32篇,其中关于拉美地区政治、经济、区域一体化、毒品问题以及拉美发展模式等方面的论文10篇,美国与拉美外交关系的论文3篇,西班牙与拉美关系的论文1篇、与墨西哥相关的论文8篇、与古巴相关的论文6篇、与巴西相关的论文3篇、与智利相关的论文1篇。《世界经济》杂志(月刊)由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主办,1978年创刊,主要刊登国内学者撰写的与世界经济相关的论文。据粗略统计,从创刊到1999年,《世界经济》杂志共刊登与拉美地区和国家经济发展密切相关的论文64篇,其中综合性论文40篇,所论主题为经济思潮、经济发展、经济改革、债务危机、经济危机、经济调整、经济一体化、投资、工业化进程、美洲自由贸易区、北美自由贸易区、收入分配、金融改革、外资管理、经济模式、国际资本流动、美元化以及对外经济关系等,与巴西经济相关的论文10篇,与墨西哥经济相关的论文9篇,与古巴经济相关的论文两篇,与阿根廷、哥伦比亚和智利经济相关的论文各1篇。《国际问题研究》杂志(季刊)由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院)主办,该杂志1959年创刊,“文革”期间停办,1981年复刊,主要刊登与国际问题研究相关的文章,复刊之后到1999年,共刊登研究拉美地区的论文15篇,综合性论文为9篇,主题为经济一体化、经济发展现状、北美自由贸易区以及美拉经济关系,余下6篇论文分别涉及中美洲局势、加勒比地区、萨尔瓦多、巴西以及巴拿马等。《现代国际关系》杂志1981年创刊,主办单位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创刊之初每年1期,1983年之后出版期数有所增加,但不固定,1986年正式定为季刊,1992年改为双月刊,1993年改为月刊。自创刊到1999年,《现代国际关系》总共刊登研究拉美的论文54篇,综合性论文为26篇,内容涉及拉美与国际秩序变革、债务危机、经济开放政策、战后经济发展、通货膨胀及其治理、中美洲和平进程、促进南南合作、经济回顾与展望、北美自由贸易区、对外经贸关系、经济一体化、发展模式、冷战后局势、社会问题、美国与拉美关系以及中国与拉美关系等,国别研究主要是墨西哥11篇,阿根廷、巴西和委内瑞拉各3篇,古巴两篇,智利、萨尔瓦多、哥伦比亚、秘鲁、乌拉圭和厄瓜多尔各1篇。上述杂志刊登的论文以研究拉美现状为主,从论文涉猎的主题也可以窥探出这20年期间中国学术界研究拉美现状的重点所在。

对拉美地区历史的研究一直是这一时期学者们所关注的重点,在高校担任教职的老师主要从事拉美史研究,中国社科院世界历史研究所与拉丁美洲研究所也有一批人员从事拉美史研究。这20年是中国拉美史研究的黄金时期,研究人员之多,为迄今之最。如前统计,《拉丁美洲研究》杂志这一时期刊发了纯粹为拉美史的论文87篇,要是加上与历史相关的论文,这一数字应该更大。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学报刊登的相关论文多是拉美史研究,这里难以对这一时期高校发表的拉美史论文进行统计,只举出1987年与1988年两年的数据便可窥见一斑。据不完全统计,1987年高校社科学报刊登拉美史论文为5篇,分别刊登在《武汉大学学报》《河北大学学报》《山东师大学报》《安徽师大学报》《复旦学报》;1988年为5篇,分别刊登在《湖北大学学报》和《江西教育学院学报》。如果按照年均5篇计算,高校学报这一时期发表拉美史论文在百篇左右。《历史研究》杂志为中国社科院主办,是中国史学研究的顶级刊物,刊登国内学者撰写的中国史与世界史方面的学术论文。一般而言,其所刊登的论文代表了相关研究领域的最高水平。从1979年至1999年,《历史研究》刊登的拉美史论文共12篇,研究内容为美洲国家组织、巴西独立、中国与墨西哥关系、玛雅文明、美洲的发现、美英在拉美地区的竞争、中拉早期经贸关系、印第安人历史、墨西哥大庄园制、墨西哥土地改革、巴西的发现与开拓以及墨西哥社会稳定等。《世界历史》杂志是中国世界史研究的唯一专业性刊物,由中国社科院世界历史研究所主办。该杂志初创时为双月刊,1985年改为月刊,1987年恢复为双月刊。从1979年至1999年,《世界历史》刊登的拉美史论文共52篇,内容涉及广泛,人物及其思想研究领域的论文包括对哥伦布的评价、玻利瓦尔大陆联合思想、庇隆主义、迪亚斯改革、对伊达尔戈的评价、卡德纳斯改革、胡亚雷斯改革、瓦加斯及其贡献、何塞·马蒂思想等;研究殖民时期的论文包括新大陆发现及其影响、西班牙美洲殖民统治、美洲的移民活动、美洲种植园、巴西种植园制、巴西的早期发展、殖民时期的墨西哥以及墨西哥村社等;研究拉美国家独立及其发展的论文包括墨西哥独立战争、海地革命、拉美早期资本主义、考迪罗主义以及拉美经济落后的根源等;与现代史相关的论文包括墨西哥革命、墨西哥外资政策、墨西哥政治现代化、现代巴西发展、外资与巴西发展、巴西与二战以及拉美经济增长等;对外关系研究有拉美国家外交政策、美国与拉美关系、英国的拉美政策、古巴导弹危机以及巴西与美国关系等。国内诸如《史学月刊》《史学集刊》《历史教学》等杂志也刊登与拉美史相关的论文。拉美史是国内拉美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属于基础性研究,这一时期国内拉美研究处于兴盛状态与从事拉美史研究人员较多有着密切的联系。

这一时期中国拉丁美洲研究取得很大进展,一个明显的标志是出版了一批关于拉美历史、经济、政治、文化以及对外关系的著述。对古代印第安文明的研究趋向深化,出版了多部专著和编著。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出版的关于印第安人的著作多不再限于简单的描述,而着重用新的研究方法进行分析。关于哥伦布远航美洲出版了3部著述和编著。其他方面的著述出版了多种,韩琦对拉美殖民地时期的分配制、印第安人奴隶制、委托监护制、劳役分配制、债役农制、种植园奴隶制以及大地产制等经济制度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探讨,从制度层面上揭示了拉美国家经济发展步履维艰的深层原因。张家哲考察了拉丁美洲从古印第安文明到20世纪90年代的历史发展。关于拉美独立运动出版了两本著述,陆国俊等人对独立运动爆发的历史背景、各个地区的独立进程、运动的领导权、性质和成就以及运动期间的国际关系等重大问题进行了比较深入的分析;王春良在其论文集中论述了一系列与拉美民族相关的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李春辉所著的《拉丁美洲史稿》影响很大,但时间下限止于1956年,经过中国社科院拉丁美洲研究所几位学者的共同努力,第三卷如期完成出版,弥补了前两册的不足,使中国有了一部比较完整的拉丁美洲通史著作。《剑桥拉丁美洲史》是世界上著名拉美史专家集体编撰而成,是国际拉美史研究领域最具权威性的著作之一。在张森根的主持下,这部九卷本的宏著被陆续翻译成中文出版,这项工程的确是中国拉美史学界值得庆贺的盛事,无疑对这一领域的教学和研究起了较大的推动作用。此外拉美研究所还主持编写了中国第一部拉美史专业词典。

拉丁美洲国际关系史的研究取得了很大进展,中拉关系史研究有两本著作面世,分别是沙丁与杨典求等人撰写的《中国和拉丁美洲简史》和罗荣渠著《中国人发现美洲之谜》,前者系统地考察了中国与拉丁美洲关系的发展进程,后者收录了作者论述中国和拉丁美洲历史联系的5篇论文。美拉关系史有两本著作出版,分别是洪国起与王晓德著《冲突与合作:美国和拉丁美洲关系的历史考察》和徐世澄主编的《美国与拉丁美洲关系史》,前者全面论述了美拉关系的历史演变,作者以“冲突与合作”为主线把美国政府不同时期对拉美政策连贯起来,从中揭示出美国政府对拉美政策万变不离其宗的实质;后者系统地阐述了从18世纪末至1993年年底美国与拉美关系的演变,该书通过对各个历史时期美拉关系重大事件的分析,探讨了美拉关系的变化、特点和规律。洪育沂主编的《拉美国际关系史纲》比较全面地勾勒出拉美国际关系史发展的基本轮廓。

拉美地区经济发展是学者们关注的一个重点,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不断有新作问世。20世纪80年代出版的相关著述包括徐文渊等著《阿根廷经济》、苏振兴等著《巴西经济》、张文阁等著《墨西哥经济》、徐世澄等著《秘鲁经济》、石瑞元等著《委内瑞拉经济》、毛相麟等著《中美洲加勒比国家经济》、复旦大学拉丁美洲研究室编写的《拉丁美洲经济》、张森根等著《拉丁美洲经济》及苏振兴等主编《拉丁美洲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研究》。20世纪90年代出版的拉美经济著述进一步深化,陈舜英等人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对拉美经济发展和通货膨胀的关系进行了探讨。陈芝芸等人重点研究了拉美国家利用外资和外债、发展外贸、开发自由贸易区和出口加工区、开展国际经济合作和地区一体化等方面的经验教训、面临的问题和发展前景。江时学的专著分为上下两篇,上篇论述了拉美发展模式的历史演变,并与东亚发展模式进行了比较;下篇论述了拉美发展模式中经济发展与稳定化、工业化进程与农业发展、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和国家干预和市场调节的四大关系。张宝宇等人的著述揭示出20世纪80年代拉美国家爆发债务危机的根源、表现及其影响。徐宝华和石瑞元回顾了拉美一体化的发展过程,侧重分析了20世纪90年代拉美一体化的新进展。陆国俊与金计初主编的著述论述了拉美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模式、规律和特点等。徐文渊与袁东振从理论与实践的角度论述了经济发展与社会公正之间的关系。郝名玮、冯秀文和钱明德以墨西哥、巴西和阿根廷三个国家为中心对拉美地区利用外资实现经济发展的情况进行了历史考察。江时学主编的著述比较全面地分析了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拉美各国的经济改革。

关于拉美现代化的研究取得了初步进展,金计初与陆国俊等人对拉美现代化作出了比较全面的评价,展现出拉美现代化的曲折历程。曾昭耀对墨西哥现代化进程的政治模式进行了历史考察,阐述了政治稳定与现代化之间的关系。在拉美民族及其思潮的研究上出版了2部编著。关于教育方面的著述出版了两部成果,陈作彬与石瑞元等人的编著为中国第一部介绍和研究拉美地区教育历史和现状的著作,具有开创性意义。曾昭耀、石瑞元与焦震衡主编的著述强调教育在拉美现代化进程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研究拉美文化方面有几部重要的专著问世,刘文龙出版了两部,一部是关于墨西哥文化融合进程,另一部是关于整个拉美文化的形成与发展。索飒从文化与观念的角度对拉美地区进行了比较全面的描述,涉及拉美殖民化、拉美思想的繁荣、文化与艺术的代表人物以及走向解放的神学等内容。

本文对这一时期拉美研究论文的统计与著述的介绍并不是很全面,但折射出进入改革开放之后中国拉美研究所取得的成果非此前任何时期所能比拟。毋庸置疑,改革开放为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注入了巨大活力,中国的拉美研究与其他任何研究领域一样获得快速发展,可谓沿着正常的发展道路跨入了新的世纪。

中国的拉美研究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取得了瞩目的研究成果,进入21世纪之后本应乘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化的强劲东风向着更高的目标迈进,但却出现了喜忧参半的局面,尤其是占据国内拉美研究半壁江山的拉美史研究后继乏人,高校的很多研究机构因研究人员缺乏而或被迫取消或只是有名无实,而对拉美地区现状的研究在2000—2010年期间基本维持了前期局面,此后便进入一个快速发展时期,学界出现的“拉美热”便是主要标志。尽管至今中国的拉美研究还存在着很多不尽如人意之处,拉美地区很多国家在研究中基本上还属于空白,与拉美相关的许多重大问题尚未深入展开,但只要中国与拉美地区的交往保持良好发展状况,中国的拉美研究必然会在不断克服困难或解决问题的过程中走上全方位发展之路。

2000—2019年这20年期间,有利于中国拉美研究不断深化的因素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在日益多极化的国际格局中,拉美地区的影响力不断提升,作为第三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拉美地区在维护地区与世界和平、参与缔造新的国际新秩序方面做出了众多具有开创性意义的工作,成为国际舞台上的活跃力量。因此,拉美地区一向受到中国政府的高度重视,这一时期历届中国政府领导人多次到拉美地区访问,很多拉美国家成为中国发展战略伙伴的对象,与拉美地区的交往越来越密切,贸易往来处于上升状态。中国已经成为拉美地区第二大贸易伙伴国,拉美是中国海外投资的第二大目的地。当前,中国和拉美地区之间的人流、物流、资金流以及信息流等不断扩容加速,规模日趋扩大,形成国家之间关系的主流。中国与拉美地区交往迅速上升是中国拉美研究能够走向兴盛的基础和推动力。其次,对于一个研究领域的振兴,高素质的研究队伍不可或缺。从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国内诸如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和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开始招收拉美研究方向的博士生,他们获得博士学位多是在进入21世纪之后,以后复旦大学和山东师大等高校也开始招收拉美史方向的博士生。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19年,约有50余名以拉美问题为论文选题的学生获得博士学位,他们撰写的论文多为拉美史研究方向,毕业之后绝大多数人到国内相关研究机构做专职研究人员或到高校相关院系任教。这些从事拉美研究的青年才俊多到过研究对象国进行学术访问或进修交流,其中一些人能够用英文和西班牙文或葡萄牙文进行相关研究。还有少量人从国外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之后回到国内高校任教。他们在科研上经过严格的博士阶段训练,不囿于陈见,思想活跃,敢于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新的看法,很多具有影响力的研究成果都是出自他们之手。他们不断地补充到国内拉美研究队伍,为这一领域增添了不可或缺的活力。再次,研究获得资助的渠道日益增多。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研究人员从事的拉美研究课题能够得到国家社科基金或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项目的资助属于凤毛麟角,进入21世纪之后,这种状况逐渐改观,尤其是到了2010年之后,研究人员从事课题研究获得基金资助差不多成为常态,即使未能获得国家社科基金资助,也会通过各种渠道得到研究经费。有充足的资金作为保证,研究工作开展起来就会更顺利一些,这成为研究人员撰写出高质量研究成果的一个很重要因素。最后,随着中国与拉美地区交往越来越频繁,差不多近十年来,国内学术界掀起了一股至今方兴未艾的“拉美热”,国内高校先后成立的拉美研究机构多达四五十家,其中北京、上海与广东相对集中。全国约有16家拉美研究机构成为教育部备案基地,其数量之多,在国内国际问题研究领域罕有。2019年5月,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成立了拉丁美洲与加勒比研究所。这些新成立的拉美研究机构在研究队伍和研究成果上尽管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经过“大浪淘沙”的考验,会逐步发展为成熟的国内拉美研究重镇,它们可谓国内拉美研究的希望所在。

从2000年至2019年,中国拉丁美洲史研究会和中国拉丁美洲学会继续为国内拉美研究者提供学术交流的平台,引领国内拉美研究的方向。在此期间,中国拉丁美洲史研究会共举办了11次全国性的学术讨论会,会议主题分别为“全球视野下的拉丁美洲发展”“20世纪拉丁美洲变革与发展”(与中国拉美学会合办)、“发展中国家现代化模式”“拉丁美洲现代化进程研究”“中拉关系60年——回顾与思考”(与中国拉美学会合办)、“纪念拉美独立运动200周年”“拉丁美洲文化与现代化”“拉丁美洲与外部世界”“全球史视野下的拉丁美洲文明”“20世纪拉丁美洲革命与改革”以及“拉美历史上的民族与国家”,其中两次会议是与中国拉美学会联合举办。从中国拉丁美洲史研究会举行全国性会议的主题来看,这一时期所讨论的学术问题现实性更强,多从服务于国家对拉美地区外交战略的角度考虑,特别是对拉美地区现代化与发展问题的讨论为中国改革开放提供了借鉴。中国拉美学会举行了12次全国性学术讨论会,除了与中国拉美史研究会合办的两次会议之外,其余会议主题分别是“中国‘入世’后的中拉关系”“拉美国家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经验教训”“从战略高度认识拉美——中拉关系的回顾与展望”“社会和谐——拉美国家的经验教训”“拉丁美洲现代化进程及其启示”“国际变局中的拉美——形势与对策”“展望中拉合作新阶段”“结构性转型与中拉关系的前景”以及“地区与全球大变局下的中拉关系展望”等。中国拉美学会举办的学术讨论会,主题与现实需要结合更为密切,诸如外交部、中联部和商务部等国家部委的相关人员与会,目的是通过同行之间对一些重大问题的深入交流,为国家决策提供参考。中国拉美史研究会和中国拉美学会为了加快青年科研人员的培养,在1999年11月两会合办的学术讨论会上决定以两个学会的名义定期举办“中国拉美研究青年论坛”,将国内研究拉美问题的青年学者召集在一起,集中讨论一些重大问题,请一些学界前辈讲治学之道,青年学者之间还可通报各自的研究课题,起到互相促进之效。首届拉美研究青年论坛于2000年4月下旬在南开大学拉美研究中心会议室举行,会议主题为“进入新世纪的拉丁美洲”。拉美研究青年论坛计划每隔两年举办一次,最初几年并未严格执行两年举办一次的规划,不过总算坚持下来了。如今青年论坛已成为这两个研究会的一个品牌,为国内研究拉美的年轻学者提供了一个学术交流平台。除了两个研究会举办的这些学术会议之外,近些年讨论拉美问题的国内或国际会议也比较多,常态的国际学术会议有“中拉学术高层论坛”,每年举办一次,已经连续举行了八届。江苏省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与中国社科院拉美所牵头举办的“中拉文明对话”已经举办了三届。一些高校拉美研究所(中心)或国家部委相关科研机构也不时举办与拉美地区相关的学术讨论会。国内拉美学界近十年来举办的学术会议非常频繁,讨论主题基本上与现状相关,一方面反映了拉美地区越来越得到国内学界的重视,另一方面促进了学界对一些重大问题的深化研究。

在这20年期间,中国的拉美研究继续向着纵深发展,尤其对拉美现状的研究,无论是深度还是广度都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在此期间国内从事拉美研究的学者刊发的学术论文究竟有多少篇,本文没有进行过精确统计,但通过对一些代表性刊物的分析,可看出国内学者关注哪些重大问题的研究。《拉丁美洲研究》依然是国内拉美学界唯一的专业性刊物,从2000年到2019年共刊发学术论文约1200余篇,其中综合性论文约383篇,总体方面的内容主要包括改革的经验与教训、发展模式、现代化进程、新自由主义与拉美、对外开放、结构性改革以及腐败与反腐等;经济方面的内容主要包括经济现状、亚洲金融危机与拉美、国有企业改革、农业投资、经济展望、经济增长、金融体系改革、美元化、拉美化、私有化、能源问题、农业政策、非正规经济、外贸体制、经济衰退、外国投资、新工业化道路、收入再分配、金融自由化、跨国公司与拉美、反倾销政策、国有企业改革、中等收入陷阱以及生态经济等;政治方面的内容主要包括政治现状与展望、政治制度、政治发展特点、政治民主化、国家治理、政府干预、拉美、左翼执政以及社会主义思潮等;社会方面的内容主要包括社会问题、社会形势、就业与失业、劳工权利、社会保障、贫困问题、毒品与禁毒、环境保护、、移民问题、民族关系以及公民社会等;其他方面的内容包括地区安全、科教文化、城市化、非政府组织、国际安全合作以及研究综述等。纯粹拉美史的论文约40篇,内容涉及农业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加强国内拉美史研究、庇隆主义、军人参政、发展的一致性与差异性、工业化进程、普雷维什命题、南北美洲发展道路比较、独立运动、城市化进程、拉美不发达的根源、拉美边疆史、土地改革以及历史上的重大问题等。专题论文约382篇,其中关于印第安文化和印第安人运动的论文约17篇;美洲贸易自由化和拉美一体化的论文约46篇;拉美地区对外关系的论文约33篇;中国与拉美关系的论文(包括讲演和综述)约221篇;美国与拉美关系的论文为35篇;俄国(包括前苏联)与拉美关系的论文为11篇;欧盟以及欧洲国家与拉美关系的论文为10篇;东亚与拉美关系的论文为8篇,加拿大与拉美的论文为1篇。关于地区与国家的专题论文约455篇,其中,与中美洲相关的论文3篇,加勒比地区的论文8篇,南美洲的论文5篇,与巴西相关的论文138篇,墨西哥的论文68篇,阿根廷的论文65篇,智利的论文48篇,古巴的论文46篇,委内瑞拉的论文25篇,秘鲁的论文11篇,哥伦比亚的论文9篇,玻利维亚的论文9篇,厄瓜多尔的论文6篇,哥斯达黎加的论文4篇,乌拉圭的论文3篇,圭亚那的论文两篇,尼加拉瓜、巴巴多斯与苏里南的论文各1篇。在这些刊登的论文中,主要是拉美国家学者撰写的论文约54篇。此外,该杂志还刊登了书评近50篇。《拉丁美洲研究》所刊登的论文基本上反映出国内学界研究拉美问题的重点与趋势。

除了《拉丁美洲研究》之外,国内一些与国际问题研究相关的综合类杂志也刊发研究拉美问题的论文。《世界经济》杂志从2000年至2019年刊登的拉美论文很少,只有9篇,其中8篇出自同一个作者之手,8篇中有5篇是对每年拉美经济形势的回顾。自2006年至2019年,该杂志再也没有刊登过与拉美问题相关的论文。《世界经济与政治》杂志在同一时期共发表与拉美相关的论文为8篇,内容涉及拉美与东亚发展模式比较、拉美发展模式、投资政策、政党政治、拉美的反美主义、人民币国际化与拉美、美国对拉美一体化战略以及政治制度变迁等。《现代国际关系》杂志这一时期刊发了23篇研究拉美的论文,内容主要涉及拉美经济的“美元化”、欧盟与拉美自由贸易区、美洲贸易自由化、外资管理、拉美对外关系、经济形势总结与展望、美国与拉美关系、中国与拉美关系、拉美一体化、发展与挑战、反美主义、社会治理、人民币国际化与拉美。涉及国别的论文只有4篇,分别是墨西哥毒品问题、厄瓜多尔的“美好生活社会主义”、中国与巴西关系以及古巴修宪。《国际问题研究》杂志这一时期共刊发14篇研究拉美的论文,其中12篇为地区专题论文,两篇为国别论文,内容涉及开放地区主义、美国与古巴关系、美国市场与拉美经济发展、经济局势分析、左翼执政、重振、当前局势、发展的内外因素、区域一体化、社会问题、区域合作、外国投资以及中国与拉美关系等。以上刊物所刊发的论文以研究拉美现状为主。

国内没有专门的拉美史研究杂志,除了《拉丁美洲研究》杂志之外,研究拉美史的论文主要刊登在史学刊物与高校文科学报。《历史研究》杂志在这20年期间刊登的与拉美史相关的论文数量十分有限,仅为4篇,严格意义上只有2篇属于学术专论,自2006年以后再没有刊登过一篇与拉美史相关的论文。《世界历史》在此期间刊登了27篇与拉美史相关的论文以及国内拉美史研究综述两篇。这27篇论文中包括综合性论文10篇,内容主要为现代化进程中的民众主义、威权主义与拉美、城市化的历史反思、结构主义研究、200年发展难题、西属美洲独立运动以及史学的新文化转向等;国别史论文17篇,其中与墨西哥相关的论文5篇,内容主要是墨西哥革命、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机、殖民时期墨西哥大庄园以及迪亚斯时期的对外政策;与阿根廷相关的论文3篇,内容主要是早期民众主义、早期现代化以及考迪罗文化;与秘鲁相关的论文两篇,内容涉及早期现代化与大秘鲁的“白银经济圈”;与智利相关的论文3篇,内容涉及早期现代化、智利道路的独特性以及美国对智利的干涉;与古巴相关的论文1篇,内容为土地改革;与巴西相关的论文1篇,内容为西部开发;与哥伦比亚相关的论文1篇,内容为咖啡经济与早期工业化;与巴拿马相关的论文1篇,内容为美国与巴拿马运河。诸如《史学月刊》《史学集刊》《历史教学》《历史教学问题》等专门的史学杂志也刊登与拉美史相关的论文,但数量很少。这里没有对高校文科学报刊登拉美史研究的论文进行具体的统计,估计不是很多。

从2000年到2019年期间,国内学界出版的与拉美地区相关的专著或编著远远多于此前的20年,研究范围更为广泛,研究深度也是改革开放前20年所无法比拟,这种状况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国的拉美研究在此期间开始向着纵深发展。对拉美整体研究涉及不同方面,通史有3部,林被甸与董经胜突破了以前撰写通史的方式以及内容,以“一元多线的历史发展观”为指导阐释了拉美地区曲折复杂的历史发展进程。张家唐提纲挈领地展现了拉丁美洲从印第安古代文明到当代的历史发展线索,他在另外一部著述中把拉美发展置于全球化进程之中,展示了拉美地区曲折前行的历史进程。研究拉美农业问题的代表作有两部,冯秀文总结了拉美历史上农业发展的经验与教训,提出了土地改革是发展中国家农业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何百根与梁文宇主编的著述评析了拉丁美洲农业发展的自然和社会经济条件、农业发展的特点、存在的问题及其前景。关于拉美与西方互动的著述有2部,张宇燕、高程从国际经济学的角度探求了美洲金银流入欧洲市场之后对西方世界兴起所产生的巨大推动作用。卫建林在全球化的背景之下考察了拉丁美洲的经济发展概貌,展现出拉美在现代化过程中所出现的各种问题。关于拉美发展问题的著述有两部,曾昭耀对拉美陷入发展困境的情况进行了详细考察,分析了拉美独立之后难以崛起为发达国家的深层原因。江时学等人探讨了拉美政治、经济、社会发展和对外关系的发展前景,对拉美地区的主要国家发展前景进行了预测。其他主题的著述出版了多部,吴德明考察了拉美地区主要民族的缘起、发展与现状,论述了拉美多民族社会的形成及其对拉美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影响。郑秉文主编了两部关于拉美城市化的著述,一部展现了拉美城市化的进程,总结了城市化进程中留下的经验与教训;另一部系统梳理了拉丁美洲各国住房政策的发展历史、现状、存在的问题以及留下的经验教训。苏振兴主编的著述收录了30篇国内学者撰写的拉美研究论文,从国际格局变动的视角考察了拉美经济、政治、文化、外交以及中拉关系等。吴白乙主编的著述以宏观和微观相结合,深入分析了拉美各国的司法改革以及社会治理等方面。郭存海等人系统探讨了“一带一路”延伸到拉美后如何同既有的中拉合作机制衔接,以充分利用由此创造的新机遇。此外,中国社科院拉美研究所组织编写的《拉美黄皮书: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发展报告》自2005年之后每年出版一本,全面展示了过去一年拉美地区整体经济增长、政治生态、社会环境和国际关系形势的变化。

对拉美经济的研究是这一时期中国拉美学界的热点,得到很多学者的关注。苏振兴主编的著述介绍了拉美地区最主要的经济理论和流派,对拉美地区从殖民时期到当代数百年经济发展进程进行了全面考察,对其中几种经济发展模式予以总结和评述。吴国平主编的著述以拉美5个国家为例,通过个案研究总结出进入21世纪之后拉美经济发展的大趋势。董国辉研究了拉美发展主义理论创始人普雷维什的经济思想,系统阐述了其发展理论的历史渊源和基本内容。卢国正等人回顾了拉美地区经济贸易政策演变和发展的历程,对墨西哥、巴西、阿根廷、智利及中美洲国家的贸易政策进行了分析。苏振兴与徐文渊主编的著述通过对拉美主要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的研究揭示出拉美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的目标、措施、成效以及经验教训等。陈平以拉美经济改革为依托,剖析了新自由主义的兴衰及其实质。赵雪梅的编著考察了自19世纪末叶以来拉美经济的发展。郑秉文主编的著述通过对拉美个案的研究,为发展中国家突破“中等收入陷阱”提供了理论阐释。赵雪梅主编的著述介绍了拉美概况以及从事贸易与投资的经济大环境。拉美政治方面的著述集中在政治制度和政党执政等方面。张凡以民主化进程的启动、进展、挫折和困境分析为主线年代以来拉美政治生活中影响最为突出的若干问题。康学同主编的著述系统地梳理了拉美各国主要政党兴衰沉浮的历史,对它们的经验与教训进行了总结。袁东振与杨建民等人分析、归纳和总结了拉美国家执政党的执政经验与教训,对诸如墨西哥、巴西、智利、阿根廷、古巴以及委内瑞拉等国的执政党进行了重点介绍。

拉美区域一体化进入21世纪之后呈现出方兴未艾的势头,自然引起学者们的关注,这方面的著述主要有6部。方幼封与曹珺从经济全球化的视角对拉美一体化的历史与发展进行了全面考察,总结出拉美一体化的特点、所取得的成绩以及存在的问题。宋晓平等人以南北合作和南南合作为主线,展现了西半球国家走向区域合作的趋势,把西半球区域经济一体化视为经济全球化和区域集团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王晓德从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化的国际大背景下探讨了美洲贸易自由化的发展进程以及面临的问题与挑战。王萍考察了拉美一体化思想的历史渊源、理论基础、基本内涵和实践过程,总结了进入21世纪之后拉美一体化所呈现出的特点。徐宝华的论文集从不同的层面展现出拉美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历史与现状,重点对哥伦比亚的经济发展进行了详细考察。王飞探讨了拉美区域化组织南方共同市场产生与发展的历史进程,论述了南方共同市场的成就、困境与未来。

拉美发展模式的利弊得失至今依然是学者们探讨的题目,这方面的著述主要有6部。江时学等人从发展模式的角度出发,总结并比较了拉美和东亚在发展道路上的成败得失及经验教训。苏振兴与袁东振把拉美发展模式与社会问题结合在一起进行全面透视,试图揭示出拉美社会严重不公正的根本原因。刘文龙与朱鸿博通过对拉美地区与美国发展道路的比较,旨在揭示西半球的裂变是数百年来拉美和美国不同历史发展进程的必然结果。赵丽红以初级产品出口型发展模式作为研究的切入点,总结了拉美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遭受的种种“资源诅咒”问题。张勇探讨了在进口替代工业化与产业转移、外向型发展模式与产业转移等背景下拉美地区劳动力流动与就业问题。徐世澄考察了20世纪初以来墨西哥的现代化进程,重点解析了20世纪60年代以来墨西哥政治经济改革和模式的转换。

拉美现代化的研究取得了很大进展,代表性著述主要有两部。苏振兴主编的著述比较系统地分析了拉美现代化的指导思想、现代化的进程和特点以及现代化的经验教训等,以期展现拉美国家现代化走过的百余年艰难曲折进程。韩琦主编的著述从“一致性和多样性”的视角展现了巴西、墨西哥、秘鲁、阿根廷、智利、中美洲、古巴和委内瑞拉的现代化进程及其特征。此外,还有两部论文集与现代化研究相关,李明德和江时学主编著述为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把拉美与东亚两种发展模式的特点以及各自在发展过程中所起的巨大作用展现出来。韩琦主编的著述是中国拉丁美洲史研究会会议论文集,从不同角度对拉美文化与现代化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

对拉美外交关系以及美国对拉美政策的研究依然得到学界的重视。拉美对外关系方面出版了3部著述:曾昭耀主编的著述以7个拉美国家为个案,研究了国家战略选择与国家关系对现代化发展的巨大影响;朱鸿博等人主编的著述收录了27篇论文,探讨了拉美国家之间、拉美与中国以及拉美与美国之间的关系;孙若彦对从独立以来拉美外交思想的起源及其影响进行了全面分析,以期对拉美国家外交具有更为深刻的认识。关于美国与拉美地区关系的著述有3部:徐世澄主编的著述考察了从门罗主义到克林顿政府美国对拉美地区干涉的历史以及10种干涉形式;朱鸿博以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的视角,对冷战后美国的拉丁美洲政策的演变进行了梳理;杜娟利用美国政府的解密文件并借鉴相关的科研成果,考察了冷战前期美国对拉美政策的调整。

中国与拉美关系在这一时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对中拉关系的研究自然越来越受到学界的重视,出版了很多部编著和专著。编著主要有7部。苏振兴主编的上下两卷著述分为综合篇、经济篇、政治篇、国别篇、文化科技篇以及历史感怀篇,回顾了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与拉美地区关系的发展。吴白乙等人从不同的视角展现出中国与拉美国家具有广泛合作基础的前景,提出了未来中拉关系的“金字塔”构造。苏振兴主编的著述通过对主要拉美国家资源禀赋、产业结构以及经贸合作等多角度的案例分析,深入探讨了今后10年中拉经贸合作的前景和实现途径。贺双荣主编的著述把中拉关系发展的历程分为7个阶段,对各个阶段的特征状况进行了深入研究。中国社科院拉美研究所编的著述通过座谈、访谈、实地考察和学术研究,对中拉整体合作、产能合作、基础设施合作、中国主要省份与拉美经贸关系等问题进行了深刻的梳理分析。郭存海等人从不同领域或不同国别视角探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倡议如何进一步促进和深化中拉整体合作。郭存海主编的著述通过对过去70年间15位在中拉人文交流各个阶段具有代表性人物的口述,展现出中国与拉美文化交流的历史及其发展趋势。隋广军主编的《2018年拉丁美洲蓝皮书》收录了中国与拉美学者撰写的论文,从多个角度展示了中拉合作的现状及其前景。相关专著有6部。楼项飞从中国和拉美国家政治相互依赖模式与经济相互依赖模式两个研究视角进行了相关论述和总结。郭洁围绕中拉农业贸易关系、中国在拉美的农业投资、中拉农业科技合作等三个领域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和探讨。陈太荣与刘正勤通过大量的历史资料与实地考察,展现了19世纪第一批到达巴西的中国先侨们的奋斗历程。康秋洁以墨西哥《改革报》涉华报告为例,归纳了拉美媒体看中国的特点和趋势;林华等人主编的著述从“交流互鉴”“合作共赢”“一带一路”三个领域对近年来中国与阿根廷两国的合作关系进行了全面梳理。岳云霞等人以具体的统计数据分析了中国与拉美2019年经贸合作的进展。高伟浓探讨了委内瑞拉与荷属加勒比地区的华侨如何在原乡与他乡之间实现物质发展与精神文化的均衡交融。

拉丁美洲地区多种制度并行,社会主义古巴可谓一枝独秀,“左翼”上台执政司空见惯。对古巴社会主义制度的研究有4部著述。周新城主编的著述设专章介绍了古巴社会主义发展模式。毛相麟系统地梳理了古巴社会主义的历史和现状以及理论与实践,该书在2019年出版修订版,增加了“后卡斯特罗时代”的内容。王承就考察了古巴的发展历程,阐明了古巴对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的诠释和创新。毛相麟对古巴选择社会主义道路进行了考察,研究了古巴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拉美“左翼”与社会主义思想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徐世澄的论文集探讨了古巴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的“更新”,对拉美的崛起以及思想与实践进行了研究。崔桂田与蒋锐系统地考察了拉美地区社会主义和左翼社会运动产生的根源以及对拉美政治制度发展产生的巨大影响,研究了拉美新左翼执政党的现行政策及执政实践。徐世澄主编的著述系统地研究了近二三十年在拉美出现的左翼和社会主义思潮及其对拉美政治、经济和国际关系等方面的影响。杨志敏主编的相关著述以拉美地区具有代表性的几个左翼国家为案例,梳理了左翼政党的执政理念和政策措施。拉美地区的社会主义运动有着长久的历史,不断面临着新的挑战。祝文驰等人阐述了百余年来拉美地区运动的发展过程。靳呈伟探讨了拉美如何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本国实际相结合的经验与教训。代表性人物方面的著述出版了两部,徐世澄以生动的文笔再现了古巴人民领袖卡斯特罗的传奇生平以及思想。徐世澄对当代委内瑞拉风云人物查韦斯的一生进行了细致入微的描述。

关于拉美思想史与宗教方面的著述出版了多种,索萨从文明发展的角度系统梳理了从古代印第安人直到当代拉美主要思想的发展及其趋势,对一些代表人物的思想进行了详细介绍。徐世澄主编的著述考察了拉美自19世纪末叶以来出现的政治思潮、经济思潮、社会思潮、文化思潮以及外交思潮,分析了这些思潮对拉美地区发展的影响。刘文龙与朱鸿博从全球化与民族主义角度展示了拉丁美洲出现的几大文化思潮以及对拉美发展的影响。宗教方面的著述集中在对解放神学的研究上,叶健辉系统探讨了解放神学的产生、发展及其影响;杨煌阐述了解放神学与马克思主义结合的背景及其作为基督教社会主义思潮的现代意义。

教科与文化方面的著述出版了多种。李明德等人介绍了拉丁美洲科学技术发展的历史、现状以及拉美主要国家的科技现状与特点。薄云以拉美地区几个大国为案例,展示了政府对私立高等教育无不经历了从“排斥”到“不得已接受”再到“完全接受”的演变过程。郝名玮与徐世澄考察了拉美古代文明的辉煌以及近代文明的形成与发展。董经胜与林被甸阐述了拉美文明的形成、发展、特点及其对人类社会发展的贡献。江时学以随笔的形式介绍了拉丁美洲的政治、经济、外交、社会、文化以及历史等方面。徐世澄以通俗生动的语言和图文并茂的形式展现出丰富多彩的现代拉美文化。文学和艺术等方面出版了数本著述,李建群重点介绍了拉丁美洲现代艺术的起源与发展。朱景冬与孙成敖考察了拉丁美洲小说的发展;赵振江等人对拉丁美洲文学进行了全方位的描述。付晓红从不同角度研究了拉美电影的孤独气质和迷宫叙事。王雪的专著从历史与文化发展的角度考察了拉丁美洲音乐的起源及其文化特征,对一些重要音乐家的生平与作品进行了详细的介绍。陈自明的编著考察了拉丁美洲音乐的历史渊源、音乐风格的特征以及多样性等。

国别史集中在对拉美几个主要国家的研究上。巴西一直是国内学者关注的重要国家之一。关于巴西现代化方面的著述有3部:吴洪英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对巴西的西化运动、巴西化运动、经济奇迹、经济危机以及现代化战略等问题进行了探究;张宝宇对巴西现代化进程中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与教育等方面进行了全面考察;周世秀主编的著述收集了国内学者撰写的与巴西现代化相关的论文。关于巴西经济方面的著述有3部:吕银春以巴西为例深入考察了经济发展与社会公正之间的关系;叶桂平探讨了卡多佐总统当政8年期间巴西的政治经济发展状况及其经济改革成效;王飞以巴西为例,对通货膨胀目标制的理论与实践进行了分析,展示出巴西对通货膨胀控制的过程。其他方面的著述有两部:刘文龙与万瑜考察了从前殖民地时期至罗塞夫政府时期巴西历史的发展;赵恒志较为翔实地记录了巴西6支球队从组建到世界杯参赛的过程。程晶主编的《巴西黄皮书》(2017—2020年已出版3部)是目前国内唯一的拉美国别皮书,由中国学者和巴西学者共同撰写,比较全面地展示出巴西发展以及中国与巴西关系发展现状。

墨西哥也是中国拉美学界关注的主要国家之一。关于墨西哥历史及其重大问题的研究出版了4部专著:刘文龙撰写的通史为了解从古代到当代的墨西哥历史发展进程提供了一条非常清晰的线索;董经胜较为系统地介绍了墨西哥恰帕斯印第安农民起义的原因及其所产生的影响;韩琦通过对20世纪40—80年代跨国公司在墨西哥经济发展进程中所扮演之角色的研究,总结了跨国公司对墨西哥经济影响的利弊得失;董经胜从一个新的角度对墨西哥独立以来的农业发展、农村社会的变革和农民动员进行了系统考察。关于墨西哥政治制度与政治稳定出版了3部专著:徐世澄全面分析了墨西哥革命制度党的兴衰,有助于对墨西哥政党政治的演进与未来发展有比较深入的了解;高波系统研究了墨西哥现代村社制度与政治稳定之间的关系;张庆通过历史的解析展现了墨西哥在不同时期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关系变化的轨迹。其他方面的研究有两部:谢文泽分析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农业改革开放对墨西哥“三农”问题的影响;啸声将访问墨西哥的见闻与感想撰写成书,学术性与可读性兼备。

阿根廷研究取得了新的进展。历史方面的专著有两部:董国辉着重研究阿根廷从独立到20世纪40年代初期的现代化发展进程,以期客观解释阿根廷为什么短时期内从兴盛到衰败的深层原因;潘芳考察了阿根廷早期民众主义的起源,分析了这种思潮对阿根廷发展道路的选择所产生的巨大影响,从本土文化视角为认识拉美民众主义提供了一种新的解释。经济方面的专著有两部:沈安以翔实的材料展现了2001—2002年阿根廷金融危机发生的过程及其对阿根廷政治经济产生的影响;姜涵从新经济史视角探究了阿根廷“钟摆式”发展悖论,揭示出“衰落”的根源在于产权得不到政治制度保障。其他方面的著述两部,郭存海主编的著述为理解中国与阿根廷关系提供了不同的视角,钟晓宁为相关人员提供了了解阿根廷税法规定的文本及其解释。

研究智利的著述集中在现代化道路和社会保障制度上。贺喜探讨了阿连德“社会主义道路”思想对拉美政治发展的影响。曹龙兴借鉴了经典现代化理论中的结构功能主义来研究智利早期现代化的进程。李曜与史丹丹的编著全面介绍了智利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内容、步骤、现状以及主要成就和不足。房连泉考察了1981年以来智利两次养老金制度改革的历程以及养老基金投资管理体制和投资政策的发展演变。关于秘鲁的著述主要集中在古代文明与文化现状上:徐振亚的旅行笔记图文并茂地讲述了秘鲁这个南美洲神秘国度的悠久历史和一些秘闻轶事;王世申详细介绍了印卡文明及其留下的文化遗产,展现出当代文化艺术以及政府文化政策的概况;吕章申主编的著述呈现了古代秘鲁所取得的文化艺术成就。

从上述发表的论文和出版的著述来看,这一时期中国的拉丁美洲研究主要体现出如下几个特点。第一,对拉美问题的研究,无论是选题范围还是研究深度无不达到了历史上一个新的高度,很多此前未涉猎的问题得到学者们的关注,发表和出版了相关论著。对于老问题的探讨,学者们开始将之提高到理论高度,以总结出拉美发展的经验与教训,致使研究的深度有了明显的提升。第二,对拉美的研究更加关注国家对外战略的需要,试图为国家发展与拉美地区友好关系以及更加深入了解拉美的历史与现状提供文本资源。正是出于这种考虑,甚至中国拉丁美洲史研究会召开的学术讨论会也尽量把历史与现实结合在一起,中国拉美学会以及高校研究单位或部委研究机构举办的相关会议以讨论拉美现状为主。第三,由于拉美地区在中国对外关系中变得越来越重要,中拉交往日益频繁。在这种大趋势下,与中拉关系相关的研究成为中国拉美研究的“重中之重”,发表的论文和出版的著述之多,远远超过了此前任何时期,涉及的研究范围之广同样是此前任何时期所无法比拟的。第四,研究依然只关注拉美地区的大国或重点国家,成果尤其集中在巴西、墨西哥、阿根廷、智利和古巴等国,很多国家尚未涉猎,即使偶有论文和著述,通常属于一般性介绍。对拉美国家研究的不平衡严重制约着学界对拉美地区发展的整体认识。第五,与此前任何时期相比,这一时期国内拉美学者撰写的论文在深度上有了较大的提升,但深入挖掘的空间显然仍比较大,与世界其他地区和国别的研究论文相比,还缺乏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高屋建瓴的论文,这也是除了《拉丁美洲研究》杂志之外,国内其他国际经济和国际政治方面的杂志很少刊登拉美研究论文的主要原因。第六,对拉美历史研究的论文呈现出急剧下滑的趋势,国内著名的历史类杂志刊登的与拉美历史相关的论文很少。这种状况反映出两个问题,一是关于拉美历史论文的质量达不到这些杂志的要求,二是研究拉美历史的专业人员严重不足。总体而言,从上述所列的研究成果来看,这一时期中国的拉美研究所取得的成绩是有目共睹的,反映了在广大拉美研究者的不懈努力之下拉美研究取得的较大进展。

从中国拉丁美洲研究走过的百余年历程来看,这一研究领域一直是在艰难曲折的道路上不断向前迈进的。本文划分的三个时期不见得很科学,只是出于给读者提供研究发展一条清晰线索的考虑,避免产生杂乱无章之感,粗线条地展现出自清朝后期以来迄今中国拉美研究所走过的历程。从这条基本线索来看,这个研究领域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逐渐发展起来的,发展历程也不是一帆风顺,改革开放之后才走上了研究的正轨。在广大研究人员的不懈努力之下,这40余年取得的研究成果显然是令人瞩目的。如果把中国的拉美研究作为一门学科的话,那么经过几代人的艰辛努力,到现在这门学科的确已经茁壮成长起来,而且日趋成熟,正满载着丰硕的研究成果稳步向前推进。这是中国拉丁美洲研究的基本发展趋势,必然会随着拉美地区在中国对外战略中的重要性不断提升而日益得到加强。学术研究的进展需要有一个良好的大环境作为最基本的保障,只要国家保持稳定发展的局面,这一过程就不会中断,而会一直持续下去。20年过后如果回过头来再看这一研究领域的研究现状,那么肯定会呈现出一些新的特征。这也正是这一研究领域具有广阔发展前景的未来所在。从改革开放到现在几十年期间,中国的拉美研究无论从广度上还是深度上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展,但也存在着不容忽视的隐忧与问题。国家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视为拉美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大环境,这是学术研究能够获得突破性进展的重要条件。然而,不能说有了充足的资金、高档的设施以及大量的资料,就一定能够做出在学界产生重大影响的一流研究成果,做到这一点的真正保证首先在于研究者本身。如果研究者缺乏学术创新必备的基本素质,任何优越的外部条件都不会发生太大的作用。因此,研究者对学术研究敬畏的品质以及持之以恒的不懈追求,对能否做出一流研究成果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下面简单地谈一下如何能够提高中国拉美研究水平的几点思考。

首先,一个学科能否具有发展潜力,一支人数适当的研究队伍非常重要。20世纪80年代国内拉美研究之所以兴盛,原因主要在于除了专门研究机构的人员之外,高等院校有一批潜心于拉美研究的学者。这里以湖北大学为例加以说明。湖北大学拉丁美洲史研究室很长时期为国内研究拉美的重镇,从事拉美史研究的学者除了黄邦和先生与方迥澜先生之外,还有张镇强、陈海燕、周世秀、蔡树立、尹宣、詹重淼以及李季武等诸位老师,后来还把获得硕士学位的吴洪英、马莉和雷泳仁留在拉美史研究室任教,研究人员在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有十余人之多。湖北大学为一所省级地方高校,拉美史研究搞得“风生水起”,彰显了这一时期国内这一研究领域的繁荣图景。然而,这个拉美史研究重镇衰落之快,令人颇感意外,到了2004年前夕竟无一个研究人员,好像连这个在全国很有影响的研究室也不复存在。一个学科创建起来需要几代人的共同努力,但衰落起来非常快,常常是转瞬即逝。因此,20世纪80年代国内学界拉美研究的兴盛并未持续太长时间,20世纪90年代是拉美史研究从兴盛逐渐向衰落过渡的转折时期,乃至进入21世纪之后呈现出在各个方面急剧衰落的状态,拉美史研究的兴盛之状不复存在。究其原因主要是,一方面90年代初国内滚滚而来的商业大潮对学术研究产生了不利影响,另一方面与90年代中期以后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进行的学科调整密切相关。这次学科调整把世界史学科由三个学位点合并为一,成为历史学的八个二级学科之一,直接影响是高校世界史学科大规模萎缩。作为世界史学科的一个重要分支,拉美史的研究与教学自然受到很大的冲击,科研与教学人员急剧减少。随着老一辈学者的退休,曾对国内拉美史研究做出很大贡献的科研机构程度不同地面临着后继无人的危机。这里反映的高校拉美史研究队伍不景气的状况,迄今尚未得到根本的改善。就研究拉美现状的专业人员而言,研究人员虽没有到了严重缺乏之地步,但与20世纪八九十年代相比同样是明显减少,新的研究人员未能及时弥补老一代学者退休之后所留出的职位空缺。这里以国内最大的研究机构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为例来加以说明。20世纪八九十年代该所研究人员为历史上最多,在职人数接近110名,研究人员至少在80名以上,而目前研究人员只有40名左右。其他专门的拉美研究机构同样存在着这样的状况。近些年国内学界掀起一股“拉美热”,很多高校成立了拉美研究中心或研究所,但除了不多的中心(所)之外,绝大多数尚为“空壳”或者只有一两个人在勉强支撑,并未真正形成一支致力于拉美研究的队伍。研究人员的不足严重地制约着中国拉美研究向着更高的层次迈进。

其次,中国拉美研究的专业人员主要靠国内培养,集中在相关高等院校,目前活跃于拉美学界的研究人员绝大多数为高校所培养。高校研究和教学单位主要培养拉美史研究方向的博士生,但他们获得博士学位之后绝大多数补充到高校或部委所辖的专业研究机构从事拉美现状的研究。目前,高校在培养拉美专业研究人才上面临着两个问题。一是高校的拉美史队伍面临着严重的人员不足,真正研究和教授拉美史的专业人员恐怕不会超过20人。研究和教学人员短缺,势必造成了许多高校拉美史的教学与科研完全停止,现在很少有高校在本科生中开设拉美通史以及相关课程,有些高校研究生的招收也因为没有导师而被迫停止。在这样的大环境之下,具有指导博士生资格的教授自然不是很多,致使每年以拉美问题作为论文选题的学生获得博士学位者屈指可数,远不能满足国内学界对拉美专业人才的需求。二是如何培养出更加适应现在国内拉美研究所需要的复合型人才,这既是国内拉美学界所面临的亟待解决的问题,也是国内高校具有博士生指导资格的教授所需要思考的问题。这里以南开大学拉美研究中心为例来加以说明。南开大学拉美研究中心是国内研究拉美历史与现状的重镇之一,被国内学界同仁视为拉美高级研究人才培养基地,从这里毕业的博士生分布在全国高校拉美研究机构,他们正在成为国内拉美研究的主力军,但几乎无人能够达到更高层次的人才标准。其他高校培养的研究拉美问题的博士大概同样存在这个问题。国家早就出台了多种人才奖励计划,如教育部的“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和“青年长江学者”、人事部的“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以及中组部等多家部委选拔的“万人计划”领军人才和青年拔尖人才等,研究拉美历史和现状的中青年学者几乎无人与这些国家人才计划有缘,甚至获得省级人才支持计划的学者也比较少见。追根溯源,主要原因在于这些中青年学者没有特别过硬的研究成果或者研究成果获得国家级的奖励或入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库。高校承担着培养拉美研究人才的重任,硕博士阶段的培养对未来学术发展非常重要,但如何能够培养出优质硕博士绝非易事。一是导师要有一套适应每个学生的培养方式,不能让学生放任自流,在论文选题上严格把关,鼓励他们选择能够在学术界产生影响的论题进行研究;二是学生有什么学术上的疑难之处,随时给予答疑解惑,把对学生的培养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来抓;三是通过与拉美国家大学签署合作协议,相互交换学生,尤其让每个博士生在学期间能够到拉美国家大学访学进修,一方面可以查找到撰写论文所需的相关原始资料,另一方面可以提高西班牙语交流的能力。国内很多学科的领军人物多是在硕博士阶段受到良好的科研能力训练,所撰写出来的博士论文在学术界常常是“一炮打响”,奠定了未来成为某个学科带头人或领军人物的坚实基础。要是通过努力能够培养出在学术研究上具有发展潜力的学者,那必将有力地推动中国未来的拉美研究。

再次,在当下的中国拉美研究队伍中,中青年学者已经占据了主导地位,他们可谓中国拉美研究的未来。中青年学者受过严格的科研训练,思想活跃,语言能力强,善于接受新的研究方法。要是新一代学者能够继承老一辈学者的治学精神,那中国拉美研究肯定会拥有辉煌的前景。中国拉美研究能有如今之状,显然是老一辈学者的辛勤耕耘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现在从事拉美研究,无论在硬件上还是软件上都是当年老一辈学者研究拉美时所无法比拟的。因此,这些老一辈学者在学术环境、研究资料和研究手段等都不能与现在同日而语的条件下,牢牢地坚守着拉美研究这块阵地,做出了至今依然为后来者进一步深入研究所必须参考的研究成果。老一辈学者中健在者,至今依然笔耕不已,还在为中国的拉美研究能够走向兴盛发挥着重要作用。中青年学者已成为国内拉美研究的中坚力量,他们显然有着自身的研究优势,如果这些优势与老一辈留下的优良学术传统结合起来,国内的拉美学界势必会涌现出一批新的领军人才。老一辈学者的治学传统是坚持“板凳要坐十年冷”的精神,对所研究的课题不是蜻蜓点水、点到为止,而是要在长期的学术积累中深入思考。客观上讲,现在的学术研究条件很好,但学术大环境不见得就有利于学术研究健康发展,学术研究受非学术因素的影响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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